“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扩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起较为复杂的海外供应链体系，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生产和流通的效率。但同时，部分供应链也暴露在外部扰动的风险之下。特别是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新冠疫情蔓延、半导体等战略物资短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由此萌生了强烈的经济安全意识，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欧美日等国家制定了供应链韧性战略，其中一些多元手段对中国参与的供应链造成扰乱，遏制意图十分明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应链参与韧性，以确保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我国海外投资和贸易优势、保证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以及未来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意义重大。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供应链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供应链参与度日益提升。2013—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从126.3亿美元增长至241.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流量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也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存量方面，2013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为720.2亿美元，至2021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规模为2138.37亿美元，是2013年的3倍。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表现来看，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继续平稳增长，规模从2020年的177.9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的209.7亿美元，增长了17.9%。持续扩大的投资规模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应链参与度上升，在体量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力逐渐扩大。

　　投资领域日趋多元化，中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应链体系的重要节点。共建“一带一路”之初，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产业。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呈现多元化趋势，投资行业已涉及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2020—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流量成倍增加，增长率达到106.8%；金融业在投资流量中的占比虽小，但增长迅速，增长率为73.8%；流向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也快速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22.8%、18.0%；对建筑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流量呈现下降态势，分别降低了35.9%和37.9%。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互补特点，投资领域不断扩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应链产业链融合发展，产业间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得到提升，实现了融合互动和协同发展。

　　投资区域分布表现出临近化特征，供应链空间布局集中度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其次是中东和欧洲地区，对中亚和蒙古国以及南亚的投资相对较少。“十四五”规划提出当年，中国的投资集中程度继续提高，流向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为197.4亿美元，占比高达81.7%，较规划提出前一年增加了10.3个百分点。从国别来看，“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来，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集中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对欧洲地区的投资集中在俄罗斯，对南亚地区的投资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就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而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寨、塞尔维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已成为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可见，虽然我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分布在沿线60多个国家，但大多集中在邻近国家，重点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临近化特征明显。这种空间集聚带来的好处是提升了生产效率，但面临外部扰动的可能性更大，也大大增加了供应链的脆弱性。

　　投资模式不断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在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的背景下，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加强中国同沿线国家间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载体。截至2019年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达113家，累计投资491亿美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区累计投资350亿美元，占比达到83.5%，涵盖加工制造型、多元综合型、商贸物流型、资源开发型等多种类型。从园区区域分布来看，园区多集中在亚洲与非洲等地，亚洲地区的东南亚分布数量最多，其中仅印度尼西亚便占据10个园区，其次为非洲国家，欧洲最少。可见，我国境外园区在空间布局上存在扎堆建设的问题，这与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空间布局特征一致。

　　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供应链参与韧性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供应链韧性。当前，欧美日韧性供应链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摆脱”中国，针对性非常突出。拜登政府积极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下的供应链外交，并希望通过加强与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逐步削弱中国制造业在东亚供应链体系中的影响力。日本希望以印太地区为中心，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以期最终在该地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这些都将对中国与亚太地区双向贸易投资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关注地缘风险上升背景下的供应链多元化发展问题，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国际合作，积极、主动、深度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对冲风险，增强韧性；争取广泛参与多方共商对话，在国际经贸谈判中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供应链韧性、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韧性。

　　加强供应链国际合作，构建更加稳定、多元的供应链网络。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过程中，应加强与全球特别是区域重要供应链经济体的合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国与亚太已经形成了程度较高的供应链参与网络，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更应加强同主要合作伙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互信，借助已有的区域贸易协定，加大对欧亚经济走廊的投资，通过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方式，强化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环节跨境清单，推动信息共享、常态化协商等合作机制，在发生负面冲击时保持供应链稳定。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与海外制造基地、进行海外跨境产能合作等方式，参与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布局，构建更加稳定、多元的供应链网络。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充实国内供应链。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也凸显了国内供应链备份的价值。在本土投资设厂，供应链的安全性是最高的。本土企业的资本属性并不要求为国内企业完全控股，也包括外国跨国公司来华设厂。为此，可采取更积极的产业政策，突出重点，在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具备基本的物资生产、装备制造、零部件供应和能源原材料供给的能力。同时，可采取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物流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包装、运输、搬运、装卸、仓储、货贷、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组成的复合型服务业。现代物流体系是由物流基础设施、物流装备与技术、物流服务商、物流行政管理所构成的完整体系，是提高供应链韧性的重要保障。中欧班列是往来于中国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海外仓是现代物流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跨境电商重要的境外节点，是新型外贸基础设施，也是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要积极推动海外仓发展，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参与海外仓建设，提高海外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多维度增强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能力，为企业综合解决效率、稳健、成本、风控兼顾等问题，使其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具有缓冲、快速应对及适应的能力。通过引入风险平衡机制，以柔性工作流在多种运营模式之间灵活切换，构建高效、低成本与稳健并存的供应体系。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借助历史数据及算法模型等，通过模拟、预测产业链供应链的生命周期过程以及重点供应链中的人员、原材料、物流联动的强度和分布，做好供应链的动态优化方案，提升企业的应急响应能力。